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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作者:莘新民 闵肖立 何文彬  时间:2009-12-16  新闻来源:湖州南浔  【字号: | |

    ——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为视角

    摘 要:刑事强制措施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但法律有关强制措施强度及其适用的规定存在着明显不足,客观上导致其在实践中被不正确适用甚至滥用。这些问题在根本上都可以归结为对强制措施缺乏应有的法律监督。应当在正确理解强制措施的决定权的基础上,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加强和完善对强制措施的法律监督。为此,笔者结合理论和相关司法实践,就刑事强制措施中诉讼监督的理论基础、实践障碍以及如何通过立法以及司法改革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发表以下拙见,以求抛砖引玉。

  关键词:刑事强制措施 监督 完善

  前言

  众所周知,刑事强制措施是指是公检法机关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在一定的期限内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法定强制方法。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措施有五种: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这是一个由轻到重,层次分明,结构合理,互相衔接的体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能够适用刑事案件的各种不同情况及其变化,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有效地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但是,自新的刑事诉讼法施行以来,强制措施中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可以说很多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司法事件大多出自刑事强制措施环节, 在社会上已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巨大的反响。这些从不同方面反映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对强制措施缺乏应有的法律监督。因此,本文拟从分析实施强制措施中存在的问题入手,结合对五种强制措施的修改,提出对刑事强制措施法律监督机制的反思与建构。

  一、刑事强制措施

  刑事强制措施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中普遍确认的一项诉讼制度,但是由于历史传统、政治体制、法律观念、法律制度的不同,各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在种类、适用条件和程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对概念的表述不尽一致,其内涵差别也很大。如何界定强制措施,关系到下文笔者对于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机制的论述,因此,有必要先厘清强制措施的内涵。

  (一)刑事强制措施理论基础及比较法对比

  从语义上看,“强制措施”是与“任意措施”相对应的概念,但是何谓强制,何谓任意,目前在我国诉讼法学界不但在理论上缺乏深入的讨论,而且就划分强制措施与任意措施的标准也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在德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界定是与公民基本权利密切相关的,基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得任意侵犯的理念,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有可能剥夺或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都是强制措施。正如德国学者罗科信所指出的那样:“刑事诉讼法上的强制措施均为对基本权利(即宪法权利)之侵犯。它包含对以下几种基本权利的侵犯:(1)对人格自由权的侵犯,如拘提命令、逮捕、羁押、为勘验其心神状态所令入精神病院之处分、人身搜查、照相、暂时性扣押驾照;(2)对生理不得侵犯的权利之违犯,例如抽验血液、脑电波测验;(3)对财产权的侵犯,如扣押;(4)对住宅权的侵犯,对住宅、处所之搜查;(5)对邮电通讯秘密权的侵犯;(6)对职业自由权的侵犯,例如暂时的职业禁止;(7)对信息自主权的侵犯,例如设置网络缉捕、栅网追缉、数据比对、科学仪器之使用、布建秘密侦探。” 从德国强制措施法律规定来看,在内容上,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是由三部分组成:对人的强制措施、对物的强制措施、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在我国台湾地区,强制处分(强制措施)乃国家机关追诉犯罪时,为保全被告或搜集、保全证据之必要,而对受处分人施加的强制处分。强制处分是在公法上之定位,属于干预人民受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的行为。 在日本,理论上区分二者的标准大致有三种,即“意思说”、“有形力说”、“权利侵害说”三种观点。

  与西方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不同,我国自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编第六章以强制措施为章名,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强制措施以后,国内的刑事诉讼教材大多都是这样界定强制措施的:强制措施是公检法机关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取的在一定的期限内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法定强制方法。

  (二)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现行规定及特点

  对照国外有关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与实践,仅从法条主义的角度分析,我国强制措施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程序粗糙,不采法定主义。我国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运作程序、批准程序和监督救济程序都缺乏严格细致的规定,导致适用随意性大;二是范围狭窄,强制措施仅限于针对人身自由的强制处分,而对物和隐私权的强制处分没有纳入强制措施范围;三是自我授权,不采令状主义和分权制衡原则。各种强制措施基本上都由各执行机关自我决定、自我执行和自我监督,缺乏其他部门的制衡与监督。这样的制度安排,总体上体现了我国注重打击犯罪,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适用强制措施过程中应有的基本权利保护,这也是司法实践中适用强制措施出现各种问题的制度性根源。

  强制措施是任何一个国家打击犯罪都必不可少的手段,它既体现了一个国家打击犯罪的力度,也反映了一个国家保护公民权利的决心,作为一柄双刃剑它集中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恶”与“善”,它在作为保护民权坚实盾牌的同时也可能沦为暴政工具,因此各国在运用强制措施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对它保持高度警惕,对强制措施的适用要求履行严格的程序并适度使用以防止权力的滥用。而强制措施问题由于其重要性及高度敏感性,“往往为全社会所关注,成为法制改革乃至社会变革的一个突破口” 。我国的强制措施立法不完善、适用任意性大,同时又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造成司法实践中强制措施适用问题百出,成为刑事诉讼程序中问题最多的一个环节。如何完善强制措施,诉讼法学界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也提出了众多的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如强制措施形式的完善、严格程序、完善监督及救济程序以及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等等。而笔者认为,刑事强制措施的适用示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监督机制的落后。

  二、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机制

  正如前文所述,鉴于刑事强制措施的内在属性,对刑事强制措施的有效规制和监督必不可少,这也是目前各国通行的做法。对于我国这样的新兴法治国家而言,近年在刑事强制措施环节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已让我们敲响警钟:不得不对现行刑事强制措施进行反思。特别是对其监督机制进行合理的建构,而首先必须深刻意识到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机制所蕴含的理论基础:

  (一)理论基础

  1、权力制衡理念。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否则“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经验。 我国的国体、政体以及历史传统与西方国家迥异,权力制约的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分权制约”,而采取的是“分工制约”和“监督制约”。具体到强制措施权力制约方面,“分工制约”的思路主要体现在:将某一种强制措施的决定权、执行权、变更权、撤销权分开,分别由不同机关行使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如人民检察院享有批准或决定逮捕的权力,但执行逮捕的权力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还享有变更和撤销逮捕的权力,其在执行逮捕的过程中,如果发现逮捕错误,可以变更或撤销检察机关的逮捕决定。“监督制约”的思路主要体现在,赋予检察机关对包括强制措施适用在内的刑事诉讼监督权,对公安、法院及检察机关自身适用强制措施的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样设置一方面是出于便利诉讼的考虑,但更主要的是通过分工负责和诉讼监督来确保强制措施公权力的正确适用。

  2、人权保障理论。随着诉讼民主、文明的发展,刑事诉讼越来越以一种公开、民主的方式进行,惩罚犯罪程序的合法性、正当性日益受到关注,这背后蕴涵的即是人权保障思想。 包括强制措施制度在内的刑事诉讼法实质上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个价值目标博弈的产物,是二者的辩证统一。“无救济则无权利”,如果没有相应的救济措施,人权保障就无从谈起。因此,必须赋予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向法律监督机关提出控告、申诉的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规则》等的规定,检察机关内部承担强制措施诉讼监督的职能处室包括侦查监督部门(原审查批捕部门)、公诉部门(原审查起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其中,侦查监督部门负责监督侦查机关以及检察院自侦部门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前适用强制措施的活动。公诉部门一方面负责监督上述侦查机关及侦查部门在犯罪嫌疑人捕前、捕后适用强制措施的活动,另一方面还负责监督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审查批准逮捕、审查决定逮捕以及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等的活动。监所检察部门负责监督侦查机关及检察院自侦部门、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人民法院审判部门执行强制措施如羁押期限等的情况。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则主要负责监督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可见,检察机关对强制措施进行的诉讼监督,既有对公安、法院的监督,又有检察机关自身不同内设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

  (二)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监督机制的现状及弊端

  众所周知,我国刑事诉讼所遵循的是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流水作业式模式。宪法与法律将三机关设计为几乎完全独立的司法机构:除了逮捕需要检察机关批准外,公安机关可以独立地采取其他任何强制性侦查措施;而检察机关作为兼具侦查与公诉职能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其自行侦查的案件中可以自主决定进行搜查、扣押、逮捕、拘留等任何强制性侦查措施,不受其他外部司法机关的授权和监督。侦查阶段的诉讼活动没有中立司法官员的参与,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机制,使得侦查成为侦查机关针对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进行的单方面调查活动,带有极强的行政活动的特征。由于逮捕、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用并未贯彻司法审查原则,我国所确立的整体侦查程序在结构上存在着较明显的缺陷:

  一是侦查措施监督权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作为侦查活动的领导者、指挥者和责任主要承担者,侦查机关的利益与案件侦查活动的进程和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出于其天然的追诉犯罪、查证事实的心理驱使,在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采取上,往往不能避免地以方便侦查、有利破案等功利性原则作为指导,因而难以期望其实施的审查、授权和控制活动发挥多大的有效作用。

  二是权利救济渠道不畅。受到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公民在权利遭到非法侵犯时几乎没有有效的权利救济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和人身侮辱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根据第75?96条规定,在侦查阶段被追诉方对于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犯罪嫌疑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规定语焉不详,既没有明确的受理申诉的主体,也没有具体的程序规制,在实践中无论公民是向原作出决定机关还是审判法院提出意见,各机关往往置若罔闻或者受理后不予答复,最后致使公民的申诉演变为向人大的上访、信访,使法律问题成为了社会问题。

  也正是由于当前的整体侦查结构的特点,相应的,强制措施诉讼监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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